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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成重婚罪的前婚姻必須是法律婚

    ??????????????????????????作者吳仙壽

    一關于該罪的司法現狀

    重婚罪這一犯罪現象對于一個國家一夫一妻制的合法婚姻制度以及健全的婚姻風俗具有很大的破壞性。故各國對這一違法現象均在刑法上有處罰的具體規定。然而,由于在倫理傳統以及各國的婚姻家庭文化觀念上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對什么樣的重婚行為應該做入罪處罰時,往往具體處罰的法律邊界不明,這導致在該罪的具體適用上極易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我國刑法對該罪的罪狀表述也極其簡單。

    例如:

    女青年楊某某與大齡男薛某某舉行婚禮后,一直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楹笊袃蓚€子女。兩人共同生活十年左右,楊某某因與薛某某發生口角,一怒之下出走并和另村男青年包某一起生活,共同生活兩年后生有兩女。薛某某為解決糾紛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在審理過程中,薛某某代理律師提出包某和楊某的行為均構成重婚罪,要求追究刑事責任。是否有罪,法院處于為難境地,苦于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而報請上級法院。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當中,重婚罪雖然不是常發犯罪,但由于刑法的規定過于概括,對于類似情況,究竟應否按犯罪來處理?到底如何來理解“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含義?存在一定的不一致的地方。不論是在學理上,還是審判實務中,均存在頗多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針對系列疑問,曾向四川省高院的批復中作了一定程度的明確。

    刑法的規定和有關司法解釋內容

    對于重婚犯罪,我國1997年刑法作了概括規定。在行為的構成要件中,行為類型有兩種。

    第二百五十八條 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給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答復》指出:

    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1月12日國務院批準,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實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應當按重婚罪定罪處罰。
    在這一司法解釋中,最高法院將事實婚作為重婚罪中的結婚行為。這便出現了在三種情況下,哪一種情形是所說的重婚犯罪的問題:先有法律婚后有事實婚、先有事實婚后有法律婚,以及前后兩個事實婚等三種情況。那么,是否上述三種情況都構成重婚罪呢?為了進一步明確現實中的疑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方伍峰重婚案”的裁判理由中又指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復,事實婚仍可作為重婚罪的構成要件。對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中的所謂“有配偶的人”,應理解為是指已經依法登記結婚的人。對未經依法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人,不能稱之為“有配偶的人”。因此,已經登記結婚的人又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已經登記結婚,還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今后同樣構成重婚罪。對于先有事實婚姻,又與他人登記結婚和兩次及兩次以上均是事實婚姻的,則依法不構成重婚罪。

    應該說,這一司法解釋,對于什么樣的行為是刑法上的結婚這一概念作出了刑事上的明確界定。對司法實踐中疑難以及理論上的爭議給予了解決和平息。

    理論簡評

    從以上刑法的規定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內容來看,上述案例中的楊某某和包某某的行為均不符合構成重婚罪的法定構成要件,應該是無罪的。這是罪行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

    從楊某某和包某某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國刑法上“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之表述中,配偶和結婚的確切含義究竟應該作何種理解,其內涵和外延本身具有多義性。這種現象在刑法條文上是普遍存在的。如何理解和解決類似問題具有相當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上,對于構成要件的解釋類型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形式意義上的解釋論;一種是實質意義上的解釋論。前者注重構成要件的類型性、定格性,強調構成要件對于實質判斷的抑制作用,先做形式上是否符合構成要件的判斷,實質的價值判斷則在形式判斷完成以后進行,體現了刑法對人權和國民自由的優先保障原則;后者注重構成要件的開放性,強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法益保護的原理對于刑法構成要件的拘束機能,實際上關涉價值的實質判斷一開始就進行,體現出刑法對法益的優先保障原則。兩種不同且對立的解釋原則背后伸張了不同的國家觀、刑法觀。形式的解釋論嚴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則,并不逾越罪行法定原則的藩籬,表達了自由主義刑法觀;實質的解釋論容易偏離罪行法定原則,表達了國家干預主義的刑法觀。依據這兩種不同的解釋原則,在很多具體問題上便得出不同的結論。如對前述楊某某案件,如果采取實質的解釋論,則楊某某和包某某的行為對一夫一妻制合法婚姻制度具有實質的危害性,則應被解釋為犯罪從而進入重婚罪刑法條文含義的射程;如果采取刑式的解釋論,楊某某和包某某的行為則不具備刑法條文構成要件的類型而不構成犯罪。理論上,兩種解釋類型是互動的,即隨著其背后不同刑法觀、國家觀的不同、轉型以及演變而有所不同。但具體到某個國家,并不是絕對的,在具體適用法律問題上,不同學派的學者甚至有權解釋機關在某個問題上采取因事因地制宜。并不一定如理論上的對應關系。

    從歷史中近代刑法理論演進的脈絡來看,德國學者貝林最早提倡和完善了刑法構成要件應屬于形式的、價值上中性無色的判斷理論,以優先確保人權和國民自由,彰顯罪行法定原則。形式的解釋論始終和古典學派的這一刑法理論保持了一致。

    我國最高法院在解釋重婚罪刑法條文的含義時,在上述司法解釋中所采取的原則是部分實質論的解釋原則。即對于“有配偶”的配偶之概念含義并未作實質的理解,而僅僅限于法律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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